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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相比之下，中國在做決定時考慮的都是事情本來的是非曲折和必要性。中國對相關對話始終持開放態度，依據的就是有沒有必要性，而不是僅僅因為英國國內的一些狹隘表現就賭氣拒絕對話，體現的是中國對全人類負責任的態度。

　　　　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曾多次關注“一把手”霸道行權現象，并提到多個案例，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書記、主任李宇忠一人決定工程項目、招商引資等重大事項，力排眾議“關照”利益關系人。重慶市九龍坡區原旅游局黨組書記、局長姜廷憲把所在單位大小事項的決定權視為“自家事”，對工程發包、人事任免、資金安排等重大事項大搞“一言堂”。福建省福州市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原黨組書記、局長盧林不僅決策時大搞“一言堂”，還在用人中大搞“一句話”，任人唯親唯利，長期插手下屬企業各類崗位的人事調整，利用職權在人員招錄、職務晉升等工作中違規為他人謀利；江蘇省徐州市交通運輸局原黨委書記、局長蔡前鋒走上局長崗位后，“感覺自己權力很大，可以在單位高高在上了”，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項目，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設多領域多環節，不僅破壞了交通工程建設市場公平競爭，也嚴重影響了該市交通系統的政治生態……

　　　　如果中美歐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問題上能達成一些共識，意義將是十分重大的。其中一個關鍵正如中方在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》所提到的，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或構建排他性集團，惡意阻撓他國人工智能發展；反對利用技術壟斷和單邊強制措施制造發展壁壘，惡意阻斷全球人工智能供應鏈。能否抱持這種健康的、建設性的心態，不僅關系到此次峰會的具體成效，也關系到人工智能的安全發展。